最高法金融審判新規
2017-11-10
2017年8月9日,最高法院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幹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該《意見》是人民法院貫徹習總書記在全國金融工作會提出的“三項任務、四大原則”重要思想的舉措,其目标就是要通過發揮司法審判職能作用,引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積極防控金融風險。 對金融貸款同樣執行24%的利率上限 近年來,民間借貸綜合利率超過年24%的,人民法院有權依據《民間借貸司法解釋》予以調減,但對金融機構收取高息或者變相收取高息的卻無可奈何。原因是,人民銀行(1999)第77号文曾規定,人民銀行是國務院授權的利率主管機關,代表國家形式利率管理權,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幹預。并且,銀發(2004)第251号文通知,金融機構貸款利率不再設定上限。因此,形成了金融借貸利息無上限的現狀。此次,《意見》第2條打破了常規,明确規定金融機構依據借款合同收取的利息、複利、罰息、違約金和其他費用折合超過年利率24%的,人民法院有權調減。 對制度套利行為的效力将進行穿透審查 将于10月1日施行的《民法總則》第一百四十六條規定,行為人與相對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以虛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依照有關法律規定處理。《意見》率先執行該規定,規範制度套利行為。《意見》第1條規定,對以金融創新為名掩蓋金融風險、規避金融監管、進行制度套利的金融違規行為,要以其實際構成的法律關系确定其效力和各方的權利義務。第4條規定,對于“名為融資租賃合同、保理合同,實為借款合同的,應當按照實際構成的借款合同關系确定各方的權利義務。 對國企貸款通道業務将予以遏制 《意見》第9條規定,無金融資質的國有企業變相從事金融業務,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又高利轉貸的,應當根據《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十四條的規定,依法否定其放貸行為的法律效力。近年來,出于對國家放開了企業間借貸管制的盲目樂觀,國企借道走單走票不走貨的循環貿易、借道明股實債定期加價回購退出等模式倒賣授信額度的遊戲,看來危險了。 對在未經許可的交易所的違規交易将否定其效力 《意見》第21條規定:“對地方交易場所未經許可或者超越經菅許可範圍開展的違法違規交易行為,要嚴格依照相關法律和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否定其法律效力,明确交易場所的民事責任。”是當前地方私設貴金屬、大衆商品交易市場,亂象重生,《意見》明确“否定其法律效力”,可謂是一記重拳。 對非典型擔保将承認其合同效力 近年來,新類型擔保在實務中大量運用,法院案例中經常裁判的有讓與擔保、 後讓與擔保、回購;《民間借貸司法解釋》中規範過買賣擔保;最高法院指導意見中專門規定過保兌倉等;實踐中運用的還有自願共同債務人。這些創新形式效力如何?《意見》第3條規定“除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合同無效情形外,應當依法認定新類型擔保合同有效”。衆所周知,所謂不違反合同法五十二條規定即為有效,是司法解釋用來表達原則上一律有效的套路。 除了前述合同類新類型擔保之外,對在擔保物權方面的創新,例如公司證照印章質押、經營權抵押、排放權質押等,則采取的是從嚴規範的立場。意見規定隻有符合物權法有關擔保物權規定的,才能認定其物權效力。後者從嚴,明顯是出于擔保物權具有對世性,私人創新不應影響第三人權利的考慮。 借名炒房面臨無效風險 《意見》第18條規定,要統一借名買房等規避國家房産限購政策的合同效力的裁判标準,引導房産交易回歸居住屬性。雖然,《意見》并未明确該類合同效力,但從其所使用的“規避”“回歸”等詞語的感情色彩上判斷,從嚴監管的傾向明顯。事實上,此前,北京高院《關于審理房屋買賣合同案件的指導意見》已經規定,對借名購買經濟适用住房等政策性保障住房的實際出資人的物權不予保護,由此可見端倪。 預扣租金、保證金或者收取居間費規避利率上限将認定無效 防止變相擡高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是《意見》的重要目标。《意見》第7條明确: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與網絡借貸合同當事人之間系居間合同關系。該中介機構與出借人以居間費用形式規避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規定的,應當認定無效。《意見》第四條還規定,融資租賃、保理的交易當中,不得預扣租金、保證金,變相擡高實體經濟融資成本。 通過重整制度處理僵屍企業要慎用強批權 《意見》第11至13條規定,對于已不具備市場競争力和營運價值的“僵屍企業”,應當“及時進行破産清算,有序退出市場”;同時,對“仍能适應市場需要、具有營運價值的企業,要綜合運用破産重整、和解制度手段進行拯救”,但要“嚴格依法審慎适用重整計劃強制批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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